灸療法是中醫學中最古老的療法之一。

    灸法的產生早于方藥，就針灸而言，灸法可能更先于針法。關于灸療法的起源，雖然還缺少確實可靠的資料來印證，但是目前多數學者認為，這一療法的出現不會晚于原始社會。根據近代考古學研究證明，我國早在距今約170萬年的“元謀人”時代，我們的祖先就已懂得用火；距今約60萬年的北京人則已長期用火。

    灸，《說文解字》釋為“灼也”，即是以火燒灼之意。先人們在用火過程中，可能因偶而不慎灼傷，結果卻使身體另外一部分的病痛得到意外的減輕或痊愈，多次的重復體驗，于是便主動地以燒灼之法來治療一些病痛，逐漸產生了灸療法。早期只有鉆木取火的“木燧”，后來則有照日取火的“金燧”。

    周代作為日常生活用品，有“左佩金燧”，“右佩木燧”的規定，政府還有專門取火的官員，分季節為人民提供新火種。古代不同的取火方法曾給當時灸療選用火源以一定影晌。如晉代陳延之《小品方》記載，灸療不宜用八木之火，而宜用“陽燧”從太陽取火。

    灸療法的文獻記載，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。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《足臂十一脈灸經》、《陰陽十一脈灸經》，既是已知最早關于經脈的專著，又是首次記載灸療的的醫學典籍。內所提到的各種經脈病證以及心痛、癃、癲狂、咳血、耳聾、產馬（馬刀，即瘰疬）、噎等急難病證，均可采取灸療其所屬經脈之法進行治療。并發現，其中一些病證甚至可以“久（灸）幾（既）息則病已矣”（《陰陽十一脈灸經》甲本）。與其同時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、《脈法》，則詳細地記載了施灸的部位。如“久（灸）足中指”、“久（灸）左[月行]”，“陽上于環二寸而益為一久（灸）”等。

    在同時代的不少非醫學書籍中，也有不少灸療的記述。《左傳》中提到公元前581年醫緩給晉景公診病時說過的“攻之不可，達之不及”這樣一段話，其中“攻”字，一般認為應當作“灸療”。非醫藥文獻中最早提及“灸”字的，則見于《莊子·盜跖》篇：“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”。《孟子·離婁》篇，還提出了艾灸“今之欲王者，猶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也”。

    從上述可知，灸療法不僅在醫學著作中已經作為一種主要療法應用于臨床，而且一些非醫家在引喻射事時亦多用灸療，這充分表明，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，灸療之法已經相當盛行了。

秦漢時期

     先秦兩漢是我國傳統針灸醫學的重要形成時期。產生于秦漢之際的醫學巨著《黃帝黃帝內經》，把灸療作為一個重要的內容進行系統介紹，強調“針所不為，灸之所宜”（《靈樞·官能》）。它首先指出“灸火芮者亦從北方來”。因為“北方者，……其地高、陵居，風寒冰冽，其民野處而乳食，藏（臟）寒生滿病，其治宜灸  。”（《素問·異法方宜論》），說明灸療的產生與我國北方人居住條件、生活習俗和發病特點有關。灸療的適應證包括外感病、內傷病、臟病、寒熱病、癰疽、癲狂等。灸療的作用具有起陷下、補陰陽、逐寒邪、暢通經脈氣血等多個方面。《黃帝黃帝內經》還提到灸的補瀉之法：“以火補者者，毋吹其火，須自滅也；以火瀉者，疾吹其火，傳其艾，須其火滅也”。（《靈樞·背腧》）。最后，指出艾灸之禁忌證為：陰陽俱不足或陰陽俱盛者、陽盛亢熱及息積等。《黃帝黃帝內經》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灸療法的基礎。

     東漢張仲景所撰《傷寒雜病論》一書，其內容以方藥辨治外感熱病及內傷雜病為主，盡管針灸條文不多，其中《傷寒論》載灸療7條，《金匱要略》2條，復出2條，實為7條，但是，對灸療的應用和禁忌癥有所發揮。在應用上，仲景指出灸療宜于三陰經病，或于少陰病初起，陽虛陰盛時，灸之以助陽抑陰；少陰下利嘔吐，脈微細而澀時，升陽補陰。或厥陰病手足厥冷，脈促之證，灸之以通陽外達；脈微欲絕者回陽救逆。灸療禁忌范圍則包括太陽表癥、陽實熱盛、陰虛發熱等。這些，對后世醫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。

晉唐宋時期

從兩晉至唐宋，是我國針灸醫學史上灸法發展的最重要的時期。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
一、灸療專著大量出現

    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灸療專著是三國時期曹翕（曹操之子）所撰寫的《曹氏灸方》，共有七卷，惜已佚。敦煌卷子本中的殘卷《新集備急灸經》，則至遲是在唐·咸通二年（公元861年）依照刊本抄錄的，原刻印本，初刊于唐代京都長安，不僅證實該書成書年代甚早，也表明我國早期刊本中就有灸治的專書。敦煌類遺書中，尚有我國首部人體穴位灸療圖譜《灸法圖》和《灸經明堂》，其作者及成書年代雖難以確知，但據文體和內容來看，多為唐代或以前的的作品。

    上述敦煌卷子均被劫往國外，目前分別收藏于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和英國倫敦博物館。另有唐·崔知悌之《骨蒸病灸方》一卷，記載專病灸治經驗，原書雖已佚，但尚收存于《外臺秘要》及《蘇沈良方》之中。另有《黃帝明堂灸經》（分一卷本和三卷本二種，內容相同），為唐代佚名氏撰。后由北宋書商改題此名刊行，至元代此書輯入《針灸四書》中。

    至宋代灸法專著更不斷出現，如聞人耆年之《備急灸法》一卷，是我國首部灸治急性病證的專著；而莊綽《灸膏肓俞穴法》一卷，則是防病保健灸法的專門典籍；另有西方子《明堂灸經》八卷等。這些專著在不同時代，從不同角度記載和總結了古代醫家灸療經驗。

二、醫籍中灸法占據重要地位

    在晉唐至宋代的一些重要醫學著作和針灸書籍中，灸法都被作為重要的內容被載入。晉·葛洪之《肘后備急方》，大量收集了當時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簡便易行的灸方。全書共109條針灸醫方，灸方就占94條之多。除繼承《黃帝內經》及《針灸甲乙經》的直接灸療外，首創隔物灸療，包括隔鹽灸、隔蒜灸、川椒灸等。另外尚應用蠟灸，及以瓦甑代替灸器及燒艾于管中熏灸等。在病證救治上，《肘后備急方》載有卒死、尸厥、卒客忤死、霍亂、中風等28種急癥的救治灸方達102首。

    晉隋時期醫家陳延之，是提倡灸療的先驅之一，所撰《小品方》（現已佚）是我國古代一本重要方書，對灸療也多有論述。他指出“夫針術須師乃行，其灸則凡人便施。為師解經者，針灸隨手而行；非師所解文者，但依圖詳文由可灸；野間無圖不解文者，但逐病所在便灸之，皆良法”，表明灸療簡便有效易于推廣。從散在于其它醫籍的近三十則陳氏的灸方中，可以看出，他主張取穴少而精，強調灸前刺去惡血，用灸壯數多達50～100壯，也有用隨年壯。特別是關于灸禁問題，認為《黃帝內經》禁灸十八處并非絕對，并提出直接灸要“避其面目四肢顯露處，以瘡瘢為害耳”等。其中不少觀點，至今仍然可取。

    唐代名醫孫思邈，在其著作《備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之中，也載述了大量灸療內容，在灸療上，又增加多種隔物灸療，如隔豆豉餅灸，隔泥餅灸，隔附片灸及隔商陸餅灸等。在灸療范圍上有較大的擴展，首先增加灸療防病的內容，如《備急千金要方·卷二十九》指出：“凡人吳蜀地游官，體上常須三兩處灸之，勿令瘡暫瘥，則瘴厲溫瘧毒氣不能著人也。”其次，灸治的病種較前代有所增加，特別是在熱證用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，如熱毒蘊結之癰腫，以灸療使“火氣流行”令其潰散；另如對黃疸、淋癥等溫熱病及消渴、失精失血之陰虛內熱病證等，均用灸療取效。這顯然是對《傷寒論》某些偏頗提法的糾正，也是對灸療法的補充和完善。在灸療的方法上也強調操作 的正確性“炷令平正著肉，火勢乃至病所也”（《備急千金要方·卷五》）。

     同時代的王燾，更是重灸輕針，提出灸為“醫之大術，宜深體之，要中之要，無過此術”（《外臺秘要·中風及諸風方一十四首》），在《外臺秘要》一書中，針灸治療部分，幾乎都用灸方。這種棄針重灸的觀點，當然屬于偏見，但是可證明當時對灸療的重視。

    宋代著名針灸家王執中撰《針灸資生經》一書，亦以灸法為主，并記載了灸勞法、灸痔法、灸腸風、灸發背、膏肓俞灸療、小兒胎疝灸等灸治之法。書中還收錄不少本人或其親屬的灸療治驗，如“予嘗患溏利，一夕灸三七壯，則次日不如廁，連數夕灸，則數日不如廁”（《針灸資生經·第三》）。另外，王執中對灸感流注也作了較深入的觀察：“他日心疼甚，急灸中管（脘）數壯，覺小腹兩邊有冷氣自下而上，至灸處即散”（《針灸資生經·第四》）。宋代的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普濟本事方》以及《圣濟總錄》等重要醫方書中，亦多收載有灸療內容。如許叔微強調陰毒、陰證、陽微最宜用灸的觀點，創隔巴豆、黃連灸療，方法是“用津唾和成膏，填入臍心，以艾灸其上，腹中有聲，其病去矣”（《普濟本事方·卷九》）。由于直接灸法燒灼較為疼痛，使人臨醫畏灸，南宋·竇材在其所撰之《扁鵲心書》中，首載了“睡圣散”，服后施灸，“即昏不知痛”（《扁鵲心書·卷上》）。

三、灸療應用的專業化和普及化

    在唐宋時期，隨著灸療的專門化，出現了以施行灸療為業的灸師。如唐·韓愈的《譴瘧鬼》詩云：“灸師施艾炷，酷若獵火圍”（《昌黎先生集·卷七》），生動地按期繪了大炷艾灼的場面。宋·張杲《醫說》中，也曾有灸師之稱。除灸師專門掌握施灸技術外，鑒于當時盛行灸療，非醫者對灸療也加以應用。《南史·齊本記》載，有人自北方學得灸術，因治有效驗，迅速推廣，一時間都中大為盛行，被稱之為圣火，甚至詔禁不止。《備急千金要方·卷二十九》也提到：“吳蜀多行灸療。”表明此法在民間中已頗為普及。另外，宋“太宗病亟，帝（指宋太祖）往視之，親為灼艾”。宋·蘇東坡寫有《灼艾帖》，李唐畫有《灸艾圖》，更證實了灸療在唐宋之際流傳之廣。

金元時期

    金元時期，由于針法研究的崛起和針法應用的日益推廣，灸法的發展受到一定影響。但以金元四大家為首的不少醫家，在灸法的鞏固和完善方面，仍作出了應有的貢獻。劉河間不囿于仲景熱證忌灸之說，明確指出“骨熱……灸百會、大椎”等，并總結了引熱外出，引熱下行及瀉督脈等諸種灸療，羅天益則主張用灸療溫補中焦，多取氣海、中脘、足三里三穴施灸，認為可“生發元氣”、“滋榮百脈”等。朱丹溪也有不少灸治驗案的記載，如“一婦人久積怒，病癇，目上視，揚手擲足，筋牽，喉聲流涎，定時昏昧，腹脹痛沖心，頭至胸大汗，癇與痛間作，……乘痛時灸大敦、行間、中脘，……又灸太沖、然谷、巨闕及大指甲內間，又灸鬼哭穴，余證調理而妥”（《丹溪心法》）。另如元代名醫危亦林，在其所著《世醫得效方》載述刺灸治療的56個病證中，灸療約占十分之八，且多涉及各科急性熱病，時令病及驚、厥、損傷等癥。并提出“陰毒疾勢困重，……則灼艾法惟良。”（《世醫得效方·集論說》）導陰毒宜灸的觀點。在施灸方法方面，則不采用晉唐時期動輒百壯的做法，常因病證、因部位而用竹筋大、麥粒大、綠豆大、雀糞大，或靈活地“大小以意斟量”，以定艾炷之大小。且多數用七壯、二七壯、三五壯等。還重視對于灸后的護理，“以溫湯浸手帕拭之”，“以柳枝煎湯洗后灸之”，防止感染，確為經驗之談。

明清時期

明清時期，是我國針灸醫學從成熟而又逐步走向衰落的時期，雖然，這一時期偏重針法的應用，但灸法也有一定的進展。

一、灸法論著明顯增多

    明代是我國針灸史上重要的文獻總結時期。據史料記載及現存的醫籍統計，明代以前有關灸療的專著相對較少。以明代為界，根據《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》、《宋以前醫籍考》、《中國醫籍考》、《中國醫籍通考》、《中國針灸醫籍薈粹》等書的考證：明代以前的灸療書籍，包括史書上有記載但已亡佚了的有：《歧伯灸經》（宋史）、《亡名氏灸經》（隋志）、《曹氏灸方》（隋志）、《曹氏灸經》（隋志）、《雷氏灸經》（新唐志）、《崔氏骨蒸病方》（宋志）。《亡名氏新集明堂灸法》、《楊氏灸經》（崇文總目）、《黃帝灸經明堂》（宋志）、《亡名氏灸經背相》（宋志）。目前現存的灸療醫籍僅有：戰國的帛書《足臂十一脈灸經》和《陰陽十一脈灸經》；敦煌石室醫方殘卷《新集備急灸經》；唐代《灸法圖殘卷》、《黃帝明堂灸經》；宋代《膏肓腧穴灸法》、《實驗特效灸法》、《備急灸法》、《西方子明堂灸經》；元代《癰疽神妙灸經》、《癰疽神秘灸經》10種。明清兩代以清代專著較豐，著有《采艾編》、《太乙神針心法》、《采艾編翼》、《太乙神針附方》、《太乙離火感應神針》、《灸法篡要》、《太乙神針》（范毓[香奇]編）、《仙傳神針》、《神灸經綸》。《太乙神針集解》。《傳悟靈濟錄》、《卷懷灸鏡》、《太乙神針》（松亭居士傳）、《灸法秘傳》、《灸法心傳》、《太乙神針十六部》、《灸法集驗》、《太乙神針》（作者不詳，葉圭序跋）、《經驗灸法獨本》、《延壽針治病穴道圖》、《灸法篡要》等21種。

    此外，還有大量有關論述灸法的篇章，散在于明清兩代有關針灸著作或醫籍中。如明代著名醫家張景岳，在所著《類經圖翼·卷十一》中，專門輯錄明以前幾百個灸療驗方，涉及內、外、婦、兒各科幾十種病證。另在《景岳全書》9～36卷所論述各科70余類病證中，有二十類提到針灸療法，其中涉及灸方的達十五類，并詳細論述了灸療的治療作用。因此，可以說是對明以前灸療臨床經驗的一次總結。明代偉大針灸學家楊繼洲，也重視灸療的研究和實踐，強調針灸并重。《針灸大成》第九卷，論述灸療凡四十一節，內容涉及廣泛，有灸療、取膏肓穴法、相天時、發灸療及艾灸補瀉等，以及灸治各種急慢疾病二十余種。

    特別是清代，更可以認為是對我國灸療法的總結時期。灸療文獻中，較有代表性的為清·咸豐時醫家吳亦鼎所撰的《神灸經綸》一書，他在該書引言中指出：“灸療亦與地并重，而其要在審穴，審得其穴，立可起死回生”，說明灸療之重要。《神灸經綸》全面總結了清以前有關灸療的理論和實踐，并參合了不少作者本人的臨床經驗。是一本集大成式的灸療專著。另如清·廖鴻潤的《針灸集成》也收載了大量灸療的歷代文獻，予以分類編排，如制艾法一節，就選錄了《醫學入門》、《醫方類聚》、《局方》等多種前人著作的論述。對“發灸瘡法”、“療灸瘡法”、“調養法”等都作詳細的介紹。

二、施灸方法的不斷革新

    首先是對傳統灸法的改革創新。明清兩代醫家在繼承前人灸法的基礎上，又進行了大膽的改革與創新，產生了艾條灸、雷火神針、太乙神針、桃枝灸。桑枝灸、藥錠灸等新的灸療方法。值得一提的是艾條灸療的創用。此法最早記載于明初朱權之《壽域神方·卷三》，其云：“用紙實卷艾，以紙隔之點穴，于隔紙上用力實按之，待腹內覺熱，汗出即差”。這時的艾條灸還是屬于實按灸，即艾條隔紙按壓于穴位，隔紙仍為減少患者的痛楚，以后又改為懸灸法，即離開皮膚一定距離灸烤，這種方法既宏揚了艾灸之長；又避免了燒灼之苦。同時，凡是艾炷灸的適應證均可以使用艾條灸，它操作簡便，療效頗佳，倍受患者的歡迎，故而一直延用至今。艾條灸出現后，為提高療效，醫家又在艾絨內加入藥物，制成卷狀，用以灸療。

     至嘉靖十八年（1539年）在《神農皇帝真傳針灸圖》一書中，首次提到 了摻入藥品的艾條灸療。名為火雷針，后又命名為“雷火針”。這是艾條灸的進一步發展。“雷火針”后來又稱“雷火神針”，明代的《本草綱目》記載其艾灸的藥物組成為：“艾絨一兩，沉香、乳香、茵陳、羌活、干姜、穿山甲各三線，麝香少許”。這里所謂的針，其實是灸，因它操作之法類似針法——隔幾層紙或布，實按在穴位上之故。艾條灸操作方便，痛苦又較小，且可隨意調節熱力，故很快得以推廣。故《仙傳神針》中形容其：“欲求其所以治痛之神與去病之速，莫若針灸。第針砭之法，有用鐵針者，有用金石者，有用艾灸燈灼者，種種不一，雖有急救之功，恐傷肌膚，是一痛未除，又增一病，亦非善道，惟有雷火針一法，針即非鐵，且不著肉，最為善治”。除此之外，明代還有燈火灸的記載，系指用燈草蘸油點燃直接燒灼穴區肌膚的一種灸療；也有利用銅鏡集聚“光作為施灸熱源的“陽燧灸”等。在施灸的方法上，此時又出現一種叫“太乙神針”的摻藥艾條灸療。用法與雷火神針同，但在處方中不用毒性較大的藥品，藥性平和，適應證也雷火神針廣泛。并有《太乙神針心法》（韓貽豐）、《太乙神針》（范毓香奇、周壅和編）等專書出現和流傳。

    清代韓貽豐《太乙神針心法》一書，又在雷火針的基礎上，加減了一些藥物，稱之為“太乙神針”，二者均用于風寒濕痹、寒性腹痛等證。其后，趙學敏又創出了“百發神針”用治偏正頭風、漏肩風、鶴膝風、半身不逐、疝氣等；“消癖神火針”用治偏食、消瘦，積聚痞塊；“陰癥散毒針”用治癰疽癥等病。

    其次是創制新的灸療方法，除了以艾為主的施灸方法之外，明清時期還創出了其它的一些灸法。如“桃枝灸”又名“神火灸”。其用法與“雷火神針”相似，用桃枝蘸麻油點燃后吹滅，乘熱墊棉紙三、五層熨灸患處。《本草綱目》記載治心腹冷痛、風寒濕痹。桑枝灸又叫“桑柴火”。“桑枝針”。即用桑枝點燃吹熄用火頭灸患處。又自從隋代的《黃帝蝦蟆經》主張“辨灸八木法”以來，醫家灸病忌松、柏、枳、椐、榆、桑、棗、竹8種木火，認為此8種木火：“皆傷血脈肌肉骨髓”。《外臺秘要·卷十九》也明確指出：“凡八木之火，皆不可用也”。而明代醫家卻獨取桑枝用于灸法，以祛風活絡、通利關節。《醫學入門》用其治發背不起。

   《本草綱目》用其治陰瘡、瘰疬、流注、臁瘡、頑瘡等。《理瀹駢文續增略言》則用其治風痹。藥錠灸則為清代獨創的灸法。如清代名醫葉日士不僅在濕病學上成就顯著，而且在針灸方面也頗有建樹，“香硫餅灸”即為他所創。另外，還有《醫宗金鑒》的“陽遂錠灸”；趙學敏《本草綱目拾遺》的“硫朱灸”。這3種藥錠在制法和功用上都很相似，均以硫黃為主，配以麝香、朱砂以及其他藥物而制成。與艾灸不同的是：艾火以其辛香走竄通行十二經，調理五臟六臟，偏于治內，而藥錠灸重用硫黃，火燃煙熏以治外為主，對于癰疽腫毒、跌仆損傷、風濕痹痛等癥又開拓了新的治療方法。

    另外，明清時期開始注重使用灸療器械。使用灸器施灸雖可追溯到晉唐，但或采用代用物而非專用灸器，或結構十分簡單如葦管等。至明清，逐步出現了專門制作的灸器。明代龔信在《古今醫鑒》中以銅錢為灸器，清代李宗先在《針灸易學》中使用了泥錢作灸器。高文晉在《外科圖說》中又作了進一步改進，使用了灸板、灸罩；葉天士先是用面碗作灸器，以后制成了專用灸器：“銀灸盞”等。現代用的溫灸杯、溫灸筒、溫灸盒等均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的。溫灸器的使用與改革，使灸法更為安全、無痛、不會灼傷皮膚，尤其適用于老人、婦女、兒童、體弱者，成為病家所樂于接受的一種治療方法。

明清時期，隨著灸法日益走向民間，也獲得不同程度的發展。趙學敏所撰的《串雅外編》一書中，介紹了不少民間灸法，如雞子灸，其法為“雞子煮熟，對劈去黃，用半個合毒上，以艾灸”（《串雅外編·卷二》），另如碗灸、麻葉灸、桑木灸等，應視為是對豐富多彩的灸法的一種補充。